10月初，央视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播出。同期，一名上海音乐教师和一名在北京工作的摄影师赴泰失联的消息，也引发公众关注，两人随后均平安回国。
近年来，中国警方持续保持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压严打态势。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区，共抓获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9万余名，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2025年年初，中缅泰建立了联合打击电诈犯罪的部级协调机制，联合对妙瓦底地区电诈犯罪开展集中清剿，连续开展了10次联合遣返行动，妙瓦底KK园区630余栋建筑物已经全部被拆除。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9月，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见面劝阻群众292.6万人次，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
2025年末，现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人道主义与冲突回应研究所研究员彭旭，独自在泰缅边境开展田野调查。她的研究也为我国相关部门提供了政策参考。最近，她又注意到一些新动向：诈骗活动向更分散的地点转移，一些团伙开始将人工智能用于诈骗环节。
2026年9月，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大会召开期间，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正式成立，推动构建全球协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新格局。
在彭旭看来，要理解为什么电诈屡遭打击却仍能转移和重组，仅仅观察执法行动还不够，还需要理解这种产业所嵌入的地方政治经济环境，以及连接不同国家的人员、资本和技术网络。随着诈骗方式不断升级和跨国化，相应的治理方式也需要随之调整。
以下是彭旭的讲述：
检查站与铁丝网
2025年末，我骑着摩托车，独自沿泰缅边境走访。四五天里，我在泰国一侧沿河骑行，从水沟谷对岸到KK园区对岸，来来回回走了一百多公里。
一条莫艾河（Moei River）构成了这一带的泰缅边界，这边是泰国的湄索，另一边是缅甸的妙瓦底。有些河段很窄，枯水期时，水浅的地方甚至可以蹚过去。隔着河，可以看到对岸园区里密集的楼房。
在过去几年的研究和田野调查中，卫星影像一直是我了解这片地区的重要工具。对照2018年至2026年的影像，可以看到莫艾河一些河段的岸线发生的变化：沿岸出现了填河修建码头的痕迹，一些货物就是通过这些码头在两岸之间运输。我还借助这些影像，追踪了整个KK园区的建设和扩张过程：原先的农田和空地上，逐渐出现了密集的建筑。
KK园区的卫星图。 受访者提供
我抵达湄索时，当地正处于集中打击电诈的时期，河对岸刚经历一轮针对园区的行动。隔岸望去，可以看到一些园区建筑已经被炸毁。
2021年，我开始关注到电诈，那段时间国家正在开展教育劝返缅北诈骗窝点人员，每天都有人排队回国，全年境外劝返了21万人。
其实，早在2019年，针对中缅边境电诈活动严重区域的专项治理就已经展开；2020年以来，针对滞留缅北涉诈及其他跨境违法犯罪高风险人员的劝返也在逐步推进。这之后，从境内反诈、人员劝返到跨境警务合作，打击持续加强。
2009年至2023年间，缅北果敢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经营或庇护博彩、毒品交易以及后来扩张的电诈活动，家族政治与这些经济活动紧密交织。
相比毒品运输和线下博彩，电信网络诈骗对实体货运和赌客跨境到访的依赖较小，只要有电脑、电力、网络，以及具备相应语言和技术能力的人，就能支撑不少诈骗活动，这也使得相关业务更容易转移和重新组织。
2023年中缅两国合作打击缅北电诈的行动之后，原本在当地活动的一些资本、经营者和技术人员向其他地区转移，泰缅边境的妙瓦底就是其中一个去向。
如果将一些园区的位置与地图上的口岸、道路和河流对照，会发现它们与边贸网络联系密切。妙瓦底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河对岸的湄索是泰国的重要边境口岸，交通和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沿河又存在多种跨境通道。这样的条件方便了人员和货物流动，也可能被诈骗网络利用。
此行我的一个目的，是研究泰缅边境的检查站与电诈产业之间的关系。
出行前，我在卫星图上标记了十几个检查站，途中经过了七八个，其中大部分当时无人值守。在有人值守的站点，检查也主要针对面包车，而我骑摩托车经过时，并没有被要求接受检查。
我问过检查站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少站点没有人值守？对方提到的一个原因是人力不足。在我走访的地段，也不是处处都有铁丝网围栏，检查站之间仍有不少可以通行的地方。
卫星影像和现场走访显示，一些检查站已经存在多年。不过，仅靠这些分散的站点，其实是很难掌握沿河地带的所有人员和货物流动。这种管控上的缝隙，使人员能够绕过正式口岸和检查站进入妙瓦底，也为电诈产业持续输送劳动力提供了空间。
彭旭拍摄的检查站，对岸是刚刚被打击的园区楼房。 受访者提供
如果把视线转向中缅边境，我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2021年至2022年，我到云南南伞镇考察时，发现铁丝网围栏延伸到了不少山路。边境地形复杂，国界也不总有明显的地形标志，但从平地到山区，我经过的许多地段都设置了围栏。2025年再去瑞丽、孟连以及腾冲时，我仍能感受到较强的边境管控。
打地鼠
2026年1月，我注意到，一些求助者发布的坐标指向缅甸更内陆的地点。我将这些坐标与卫星影像对照，发现部分地点在近两年出现了新的建筑，规模较小，分布也比较零散。结合求助信息来看，这提示部分诈骗活动可能正在向更多地点分散。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在如此高强度的打击之下，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受到重创，社交媒体上却仍然会出现新的求救信息？
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园区背后连接着跨境的人员、资金和技术网络。一个地方的园区被清理后，如果这些联系仍然存在，相关人员和业务就可能转往其他地方继续活动。因此，打击实体园区能否产生持续效果，还要看其背后的组织和资源联系是否得到追查。
而迭代也同样发生在诈骗技术环节。近年，我注意到一些诈骗团伙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也就是AI辅助联络和筛选目标。例如，先由AI与对方进行初步交流，再把适合继续接触的对象转给真人话务员。在这种模式下，部分环节的人力需求可能减少，但人工仍参与后续沟通和操作。
一些诈骗团伙还面向欧美等市场开展所谓的“洋盘”业务。招募人员时，语言能力是他们关注的重要条件：能够使用哪种语言，往往会影响一个人被安排接触哪些目标群体。因此，人员国籍与诈骗对象的国籍，并不一定相同。
2022年我在泰国边境时，曾在线上与一些缅甸华人交流。他们当时找不到工作，看到薪资很高的“科技公司”招聘，一度考虑加入，但因为工作地点可疑，最终没有前往。近年，也有电诈团伙通过社交网络，诱骗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的年轻人前往东南亚，让他们利用WhatsApp、Telegram和邮件等工具接触欧美受众。
与此同时，除了大规模、连片的园区，也出现了一些更小、更分散的诈骗据点。这类活动并不只发生在缅甸，在东南亚其他地区、非洲及迪拜等地，也能看到类似的组织方式。相关网络可以跨越国界，将人员、资金和技术活动安排在不同地点。
我认为，缅甸既特殊，也不特殊。在缅甸一些边境地区，电诈产业与地方武装的领土控制紧密相连，相关收益也可能成为这些组织的经费来源。理解电诈产业的发展，需要看它在当地依靠谁、又让谁获利，仅用战争或国家管控能力不足来解释，还不够。如果这些利益联系依然存在，即使某个园区被清理，相关人员和业务也可能转移到其他地方继续运作。
治理电诈，需要更有效的跨国联合执法。但目前跨国执法还有一个困难，是如何把大量电子设备中的信息，与具体的犯罪行为联系起来。2026年3月，由两个国家警方合作的专案组在相关行动中查获了八千余部手机和一千三百块硬盘。这些设备进入调查程序后，办案人员还需要提取数据，查明设备由谁使用，再把聊天记录、资金流向与受害者的报案材料相互核对。数据能否读取、记录是否完整、能否确认具体人员在犯罪中的作用，都需要进一步调查。而相关人员、账户和证据又可能分散在不同国家，各国的法律规定、取证程序和管辖权限并不完全相同，协调不畅就会影响案件调查和责任认定。
获救之后，回国也未必顺利。我在泰国做田野调查时，曾听当地人讲起一名埃塞俄比亚人的经历：他获救后，还需要联系本国设在其他国家的使馆，协调办理回国手续，返程因此遇到了困难。对一些获救者来说，离开园区之后，还可能需要核实身份、办理旅行证件、完成出境手续，并落实返程的交通和费用。这些事情需要当地有关部门、本国驻外机构以及援助组织之间的协调，任何一个环节迟迟没有落实，都可能让他们继续滞留当地。因此，把人解救出来之后，还需要帮助他们办妥手续、安排返程，才能让他们安全回家。
2025年走访云南边境的贸易公司时，有受访者向我提到，他们前几年曾收到一些数量很大的订单，超出了对面常住人口的日常需求。据他们介绍，有人怀疑这些商品可能流向电诈园区。
在园区里有大量人员生活，既需要饮用水、被褥等日常用品，也需要电脑、通信设备等开展诈骗活动的工具。
但是这些物资中很多是具有正常用途的商品货物，仅看商品种类，难以判断它最终会被运往哪里、用于什么活动，最终还是通过正常边贸运了过去。
如何从正常贸易中识别出为诈骗活动提供支持的货物流动，同样是治理上的一个难点。
这些犯罪网络的人员、资金和服务器可能分处不同国家，也增加了追踪和协作的难度。国家之间的管控差异，以及跨境执法和证据衔接中的困难，也为其转移活动提供了空间。
因此，未来针对电诈的治理，不仅需要关注具体园区和跨境网络，同时还需要追踪连接不同地点的人员、资金及技术联系。
在受骗叙事之外
最近，我在整理小红书上与电诈有关的公开帖子，关注发帖者讲述如何找工作、跨境转移、被困和求助的经历。初步整理的材料中，有内容提到找工作时险些被送往缅北，也有叙述涉及从泰国转往缅甸，以及进入园区后被转卖的遭遇。这些帖子让我更关注中间人，也就是掮客的作用：工作是谁介绍的，行程由谁安排，人员又在什么环节被交给另一拨人。家属寻求帮助时，也可能需要通过中间人联络和协调。
彭旭隔岸拍摄的园区。 受访者提供
其实，不能简单地把诈骗受骗者归结为缺乏判断力。诈骗团伙之所以在一开始能够取得信任，一个关键点是，他们事先掌握了目标对象的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和诈骗话术，是这类诈骗活动的重要资源。行业里，他们把个人信息叫作“料”，其中可能包括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和工作情况等。
诈骗团伙拿到这些“料”后，再设计相应的话术，就更容易让对方相信自己。
个人出行、酒店入住、办卡等过程中，如果某些环节发生信息泄露，相关数据就可能被收集、转卖，最终进入诈骗团伙手中。
在一些园区，如果话务员拿到了个人信息和话术，仍然骗不到钱怎么办？他们会被要求将目标转向自己的亲友。已有的社会关系也会成为继续索取钱财的资源，无法达到要求的人，还可能受到惩罚。
这些负责与诈骗对象联系、执行话术的基层话务员，他们的处境并不完全一样：有人受到强迫和控制，也有人能从诈骗业务中获得较高抽成。
而在园区里，一些懂代码、能开发应用程序的技术人员也能受到老板们的重视。对于一些投资类诈骗，诈骗团伙需要利用这些技术人员制作虚假的投资应用或交易平台，有的以虚拟货币为名，有的包装成水果供应链等投资项目，受骗者把钱放进去，看到账户上的数字在涨，却无法正常提现。
具备特定语言能力的人员，是一些园区争相招募的对象。为了诱骗一个人，诈骗团伙有时会投入超出外界想象的时间。在我的调查中，有一个境外电诈招募团队，为了诱骗一名目标对象，花了整整一年。他们伪装成一家正规的跨国科技公司，远程布置工作任务，每月按时发放3000元工资。连续发了12个月工资、建立起信任后，再以赴泰工作为名将其诱骗出境。
在我了解到的一些案例中，招募具有特定语言能力的人员，前期的机票、酒店、中间人费用及用于取得信任的薪资等开销，可能达到数千甚至上万美元。而这些，最后都要从这些诱骗对象身上赚回来。一些诈骗团伙还会以放人为条件，向被困人员的家属索取高额赎金，个别案例中索要的赎金可能高达数十万美元。
随着调查深入，我也越来越注意到，园区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不能把他们都放进同一种叙事中。
我和为回国人员辩护的律师及办案人员交流后发现，有些人是被骗过去的，但也有人最初主动前往，或经亲友介绍加入。相关个案中，有些人在之前背负债务，或有既往犯罪记录，他们最后铤而走险，试图到境外寻找机会。
回国之后，部分人员可能因涉嫌偷越国（边）境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帮信罪”）或诈骗罪而接受调查。
当事人关于“被骗过去”的陈述，需要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但具体是否构成犯罪、应承担何种责任，需要厘清的是：他们如何进入园区，是否知道自己参与了诈骗，实际做过什么，以及是否受到胁迫，并不能把所有回国人员都作同样的处理。
跨境取证的困难在于，招募、运输、诈骗和控制人员的行为可能发生在不同地方，相关记录和证人也分散在不同国家。这会增加查明事实和认定具体责任的难度。
然而，在园区大门敞开后，还有一些人继续选择留在当地。对于能够从诈骗业务中获得较高收入的人来说，当地的消费和社交网络，也可能成为他们继续留下的原因。
对一些人来说，回国后一落地，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接受调查、承担法律责任或难以就业，权衡后，他们选择继续留在当地的灰色产业中寻找机会，也有人等待一段时间后，再设法踏上回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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